第5章守护在左 治愈在右——国际护士节致敬护理之光

　

(二)介入型因果判断应采归因与归责结合的广义立场 基于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语境与刑事司法实践的当前逻辑，介入型因果关系应采用广义因果关系立场，实现归因与归责的结合判断。

盖因《和平权利宣言》在起草中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争议，特别是在和平权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属性上就存在巨大争议。不过，可以从主张和谐权的学者对该权利的权能特征的描述来分析和谐权在制度上可能的表现形式。

而从其法律属性来看，和平权是一种连带性基本权利，主要从主体连带、客体连带和价值连带等三个方面考虑。由于自由权在传统的基本人权体系中的性质、地位、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法理论证，故从第四代人权的视角来对本质上属于自由权的和谐权进行正当性定位，应当说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法理进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与和平与和谐相关的权利概念的学术渊源 在汉语中，和平与和谐这两个词组中都有一个和字。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和平权 和谐权 基本人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 。至于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则是和平权引申意义上的内涵。

且不说和谐权的制度设计要求，仅以已经在《和平权利宣言》中得以确认的享有和平的权利而言，该宣言并没有像对待其他性质的人权一样对国家和政府提出明确的强制性保障义务的要求。和平本身并非人权，而是通过实施现有的可确认与区别的人权能够最佳地予以实现的一个目标。另外，2021年制定的《上海市慈善条例》第3条第1款规定，本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动员全社会支持慈善、参与慈善，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总之，通过上面的研究笔者发现，共同富裕已经进入到裁判文书之中，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规范意涵，由于中国的法院没有法律解释的权力，其对共同富裕条款的适用难以有前瞻的效力，只有法对相关规定做出修正后，共同富裕精神才能真正进入司法实践进而影响人民的生活，因此本文认为当前阶段更应该从立法进入。这一立场也在地方法规中被延续，如前文所述的《江苏省促进就业条例》就将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立法宗旨。第三，2022年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将共同富裕作为推进性别平等的理由。[31] 关于路线、方针、政策的区别，可参见强世功：《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与规范意涵——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论述》，《港澳研究》2020年第2期，第9页。

限于篇幅，本文仅仅以劳动者权益保护议题中的共同富裕立法进行说明。在近期的许多社会讨论中，996、打工人、互联网行业新一轮裁员潮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如何实现对工人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是最重要的分配方式，如何护劳动收益率是探索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所在——社会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大大高于劳动的回报率，由此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的阐述，第一条原则就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提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四、地方性法规中的共同富裕 从前面的数据搜集情况可知，很多地方法规涉及了共同富裕，在北大法宝数据库的筛选标准中，对地方法规的标准较为宽松，因此274篇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就包含了《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越城区2022年三改一拆及无违建创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等过于细节的文件。有当事人在判决书中主张自己的某些诉求符合国家的共同富裕政策，或者主张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违背了国家政策，如有公司股东在诉求中提出对方当事人的行为无法实现国家的共同富裕。[32]由于北大法宝数据库自身的选取标准，搜索命中的不少法律法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如中央法规类的9篇法律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8篇都是国家层面的工作文件，如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的决议等等，真正算作严格意义上法律的是2021年4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后，共同富裕成为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2]笔者曾经以人大立法为例，从政治哲学中的代表理论、同质性命题切入，分析党为何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本文收集立法素材使用的是北大法宝数据库，在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以共同富裕为关键词全文中搜索2021年以来的法律法规，得到结果如下：中央法规110篇，其中法律9篇，行政法规14篇，司法解释5篇，部门规章59篇，党内法规制度14篇，团体规定7篇，行业规定2篇。[27]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个概念逐渐重要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7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曾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7] 有研究表明，税法或许要承担重要的再分配职能。[43] 参见[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如《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总则第3条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也在加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法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司法过程中法律原则仅仅在穷尽法律规则的时候才能适用。[26]相较之下，共同富裕的政策意味更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就如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与自由主义的法治理念之前是存在张力和冲突的，从当前围绕共同富裕的很多社会讨论来看，大家对共同富裕该如何推进存在许多争论，这种争论涉及到一些价值判断问题，无法在中国的司法过程中回应，而只能借助立法过程的分析去揭示这一过程中的政法互动。[35] 与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法》一致，各地的乡村振兴条例基本上也是在立法原则部分涉及共同富裕。不管是在立法目的还是在基本原则中规定，其功能是相似的，都是从宏观上确定共同富裕的价值。[31]本文将共同富裕的入法过程概括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粗略意义上来说的，准确的说，共同富裕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建设层面上的一种新的价值导向，更接近于官方话语体系中的方针。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1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中对共同富裕的提及，围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法律援助法、社会救助法等。

共同富裕是此次条例修改时吸纳的内容，在该条例2014年修订版、2016年修订版中都没有提及共同富裕，这一修改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性别平等？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上女性遭遇的歧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需要为家庭、特别是子女养育付出更多的精力，该条例的最新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如全面贯彻三孩生育政策并删除不适应三孩生育政策的内容、完善生育休假制度、支持托育服务发展。[41] 就像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也发现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指出，为了论证给资本家劳动也是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官方发展出革命的劳动伦理命题。

[44]这种社会分化恰恰就是由法治来保障的，法治其实是一种资本的编码，将社会经济上的差异带入到法治的逻辑体系之中，然后不断地去复制和强化已有的差异，最终塑造出一幅每个人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同而处境不同的假象。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农村的全面脱贫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城乡差别一直以来就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上的差别，在全面脱贫伟大斗争中乡村脱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因此在近两年的共同富裕立法中，乡村振兴主题处于重要地位。

这种差异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有非常充分的讨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基本上还是温和的不平等，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近乎极端，即便是被认为最平等的国家（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财富不平等，都远超过工资最不平等国家（如2010年以来的美国）中的工资不平等，进而世袭的中产阶级成为20世纪发达国家财富分配的新特征。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当然，这种对平等的主张并非简单来自于传统中国的均贫富的设想，而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种平等理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

[29]此后共同富裕在学术和社会讨论中的热度迅速攀升，本文在分析中对材料的选取以2021-2022这样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范围为限也是出于这个考虑。鉴于中国的司法权定位，法官无法在裁判中进行法律解释而只能适用法律，因此，如果共同富裕没有进入立法之中而仅仅停留在政策的维度上，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期待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制度本身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国家政策很多时候是有超前性的，以前瞻性的规定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落实到立法之中，便要体现为一种保守性的权衡，因此我们才常说法律不会是新时期的报春花。在2022年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中，总则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发展经济、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以及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共同富裕在党和国家的话语体系中长期存在，党的十九大以来被更多人关注，中央所推动的全面脱贫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共同富裕实践，本文更为关注的是2021年8月18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实际上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共同富裕才频繁进入到各种话语之中。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对此出台多份文件，如《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等，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有着比较成熟的机制，学术界对此也有着较多的研究。

[42]当然，美国的贫富分化更为严重，过去人们常常将美国梦描述为，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活动中产以上的生活。国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例》第70条规定，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共享互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16]某些判决书中提及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17]还有的判决书因为国家文件而提及共同富裕，如有法院援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国办发[2015]79号）中的共同富裕。

[2] 参见阎天：《知向谁边——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劳动关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30]在路线、方针、政策的话语体系下，路线或道路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在现代中国就只能是社会主义道路。[34] 如樊桦：《中国交通扶贫：回顾与展望》，《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6期。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对民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拥有一份职业，因此就需要在保障就业与提高劳动者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如《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2021修正）》《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2021）》《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国家长期稳定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也有学者从组织史的角度分析近些年来党领导立法的实践。[33] 参见刘同君：《论农民权利倾斜保护的价值目标》，《法学》2022年第2期。

参见邵六益：《审委会与合议庭：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12]这启示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共同富裕之法治保障的时候，必须要有意识地观察到法治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张力，从而超越法教义学的平面化解读，从政法研究的角度揭示共同富裕的深层多维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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